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，是她们的选择还是“宿命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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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是清晨6点半，媛媛还在睡梦之中。前一天的工作很辛苦，她睡得很沉。不过一个小时后，闹铃声会响起，她就要迅速起床，在8点前赶到车间，开始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。
媛媛在一间12人的宿舍，有几张床铺空着——一些上夜班的室友还没有回来。因为两班倒的工作时间，有的室友可能一个月都见不到一面。下班早一些的刚刚睡下，待会起床要轻一些，不要开灯，不要吵醒她。
媛媛很快也会转成夜班，或许就是下个月。这意味着她又要在流水线旁强忍困意站立一整夜，可能还会在白天经历失眠，并且要忍受更加严重的痛经。一到两个月后再转成白班，周而复始。工厂车间日夜运转不停，始终明亮如白昼；回到宿舍就是漫长的黑夜，总有人在睡觉，要关着灯，拉上窗帘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媛媛没有太多时间上网。所以她大概也不知道，她的故事在网络上传播后，获得了怎样的回应。
今年6月16日，尖椒部落将媛媛的故事发布成文：《工厂残酷地利用她，家庭温柔地蚕食她》，并扩散至微博。陆陆续续地，我们收到了一些回复。
“她如果能摆脱家庭影响，生活质量能提高一截，明显家庭剥削更残酷。”
“工厂再残酷利用也给钱啊。”
“早说过，对许多年轻女性，无论多么残酷的血汗工厂都好过宗族家庭。”
“无耻的是家庭，工厂是工作的地方，你不干就辞职，没人逼你。”
“标题应该改成‘工厂温柔地利用她，家庭残酷地蚕食她’。”
……
某位网民的评论
评论显示了这样一种观点：对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女性来说，重男轻女的家庭才是她们最大的负累。而工厂——或者说是城市—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，帮助她们摆脱家庭束缚，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。
“媛媛”们会同意这样的想象吗？
媛媛每月可以赚4000元。工厂底薪通常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，其他都是用加班换来的。每月4000，可能意味着她周末也很少能得到休息。
媛媛的运气很“好”，她要赚更多的钱供孩子上学，加班多是一件好事，尽管这会让她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压缩。她与和她一样的女工，日复一日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、重复同样的机械劳作，身体早早地受到影响。
工人无法自己选择加班时间，一切服从厂方安排。如果周末需要赶产量，即使媛媛病了，她请假也很难得到批准；而工厂效益不好的时候，不仅没有加班，还可能被“强制放假”，没有一分钱工资，等于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变相辞退——在珠三角的工厂倒闭潮中，很多工人都面临这样的命运。
如果媛媛的运气不太好，她可能会像从云南到深圳打工的小排一样。17岁的小排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电子厂工作，由于长时间接触清洗药水，不到两个月，他的眼睛就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，面临失明的风险。（小排的故事→【工伤与我何干？残障又与我何干？】）
如果媛媛的运气更糟，也可能像刘姐那样，在电子厂工作时接触到苯，患上职业性肿瘤，需要终身治疗。如今刘姐全家人的生活、两个孩子的学费都由她的丈夫承担，她当年和工厂苦苦周旋才拿到的赔偿金只是杯水车薪。（刘姐的故事→【8张触动心灵的照片，8个追讨健康的女人 | 国际工伤日】）
“把工厂说得这么糟糕，待不下去你可以走啊。”
对媛媛来说，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众所周知，一线工人的流动性非常高。当他们辞职准备另找一家工厂时，通常会面临两种选择：长时间夜班、底薪低于最低工资标准、无劳动保障的小黑厂；或者遵守劳动法的正规工厂，也就是通常说的“大厂”。大企业对工人的年龄限制非常严格，通常都是18~35岁，有些更是将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。
27岁的媛媛如果从现在的工厂辞职，很可能不得不进入更辛苦、更危险的工作环境。（深圳工友怎么看找工难？→【为企业减负要成劳动法的一条真理了？工间疾苦几人知啊！】）
就算媛媛下定决心要走，想离职也不是那么简单。组长、拉长手上通常都有固定的允许批准辞职的名额，每月只有一两个，超过名额一律不予批准。有急事想走就只好选择自离，等于是放弃了还没到手的工资。
不过，即使媛媛不想辞职，也不意味着她能待到法定退休年龄。工厂只欢迎年轻的、能保持高速运转的劳动力。同样是在一些知名代工厂，厂方希望工龄较长、超过35岁的人“主动离开”，强制减少她们的加班时间，只给最低限度的底薪，让她们不得不走。
当工厂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，又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辞退工人：迟到、夜班打瞌睡、不服从管理……甚至趁着春节年假期还没结束大批开除员工。劳动法在这时失去了约束企业的效力：对工人来说维权成本太高，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忍气吞声，另找工作。
在寻找工作时，媛媛比和她条件相似的男性更有优势。
除了重工业，工厂招普工时都更欢迎女工。这并不意味着工厂不存在性别歧视，而是企业认为女性细心、听话、方便管理，并且能接受更低的工资。在利用这些优势的同时，工厂却没有为女职工提供应有的劳动保障，任由她们在经期承受高强度劳动、接触有毒有害物质。女工也很难享受到孕产假，怀孕后最常见的待遇是被辞退。（女工生理期遭遇哪些困境？→【痛经假女工需求调查：九成女工因不合理工作制度加重经期不适】）
想要晋升，厂里的上升渠道本来就非常狭小，很多时候升职换岗都要靠关系，身为女性想跻身管理层更是难上加难。何况小小的职位上升也非常不稳定，轻易就可以被降职。遭遇倒闭、搬厂拖欠工资等情况时，权益一样毫无保障。
对现在一些90后年轻女工而言，通过自我增值摆脱流水线，换一份更轻松、更有保障的工作——比如文员——并非不可能。但媛媛的整个青春都在为了生活奔波，学习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对她来说过于奢侈。再进入招工市场看一看：几乎所有需要技术的工作都标明“限男性”，学徒也只招男性，只有最机械、最基础的工作才是女性优先。“媛媛”们就这样被当做流水线上的消耗品，磨损后再被抛弃。
城市迎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却不允许她们拥有应得的保障，也不欢迎她们的长久居留。与其说城市为生活困顿的“媛媛”们提供机会，不如说是消化她们年轻的肢体以维持运转。她们身处城市最底层，支撑起庞大的制造业。（为争取补缴社保而抗争的大龄女工→【半辈子青春给了你，你把我扫地出门】）
制造业纷纷转移、转型后，城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她们敞开。
当媛媛35岁、40岁、50岁后，她可能会像上一代进城打工的女工一样，不断地寻找可以继续挣钱的工作：家政工、环卫工、保洁员……攒钱供孩子上学，攒钱养老；如果媛媛的丈夫生意有起色，她也可能回到家乡，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：一起打理店铺，抚养孩子，操持家务。等到孩子长大结婚，再等着照顾孙辈。像她的婆婆那样。他们全家要一直忙忙碌碌，不能停下。希望在孩子身上。
争论城市的资本和农村的父权哪个对女工迫害更深，可能是没有意义的。无论“媛媛”们去到哪里，都会因为性别处处受限；“底层”的身份也会一直深深烙印在她们的身体上，时刻限制着她们的选择。不能切实体察女工的处境、无视阶级差异的“姐妹情谊”只能沦为口号。
媛媛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？她对自己的未来如何打算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我们可以猜测的是，媛媛没有“男孩偏好”，她会平等地供自己的儿女读书。她的女儿也许可以上大学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完成母亲的心愿；或许她也会年纪轻轻进入工厂，重复母亲的经历。不同的是，她会拥有更好的家庭条件和更多选择的机会，并且像和她同年代的年轻女工一样，面对种种不公时，充满反抗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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